2005年6月16日至6月22日,惟贤长老应邀到北京进行为期一周的佛学讲座,6月18日下午,接受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的采访,内容如下:

记者:法师好!借您这次到北京讲学,这么殊胜难得的一个机缘,想了解一些您对人生的看法,国际广播电台主要是对海外的华人播出,我们希望这次采访能够把您对人生的感悟,还有对人生的哲理给我们的听众们讲一些。据我们了解,您曾经把您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,34岁之前是一个阶段,34岁至60岁之间是第二个阶段,60岁到现在是第三个阶段。在您年青时求学的阶段,生活是非常艰苦的,您说您向前辈学到很多东西,虽然条件很艰苦,但是跟前辈学到的做人的道理,影响了您一生,所以我们想知道,您认为应该怎么做人?做一个什么样的人?

惟贤长老:今天,非常高兴,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前来,借此机会进行交流,交流切实的人生问题。

人生问题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呢?因为在生物中,人是具有灵性的,人为万物之灵,既然具有灵性,就与一般生物不同。一般生物只是吃喝睡眠,而人类,就要发挥心灵,要善用其心。文化的发展、进步,主要就是靠人类的领导。恩格思讲过: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忽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。假若忽略的话,那么洪荒时代就永远是洪荒时代,为什么人类文明能进步,就在于人类心灵的智慧,能够驾驭物质,运用物质和创造物质,使社会进步,才会有今天的文明,所以做为一个人不能忽视这一点,要善用其心。

佛法主要就是讲净化心灵:心净国土净,心染国土染;庄严国土,利乐有情。庄严首先就是清净的庄严,以佛庄严而自庄严,要以佛陀的伟大智慧、悲心、愿力,就是佛的庄严来进行自己的庄严,这就是自己的人生,常随佛学嘛,而这个“庄严”在今天的社会更为需要!

心灵具体的发挥,在于理性和道德,这个理性不是一般哲学所讲的理性。一般哲学所说“眼耳鼻舌身意”的五观感觉,由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,就是普通所说的理智。而佛法所讲的理性,是一种内证境界,经过闻思修,即闻慧、思慧、修慧,提高内心修养;经过对事物的认识,达到主观客观的统一。在静中观察,认识到自己是什么,宇宙是怎么发展的,从而达到超越时间空间的境界,那就广大了,由相对到绝对,这个境界就不是一般的言语、思虑可以达到的,这是佛陀的内证境界,人的理智达到佛陀境界是最高的,在佛教来讲就是根本智。

根本智以后,续生后得智,以悲心对待一切事物,于是,对众生宣传教法,建立三藏十二部经典,把佛内心的境界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,当然语言文字也只是一个工具,《金刚经》讲:如筏喻者,筏尚应舍,何况非法?这只是一个过渡的东西,不能执着,假若执着的话,范围就有限,境界就有限,发挥的德性就有限!

所谓德性在佛家来讲,能够了解空的道理,建立无我的道理,从空性了解诸法缘生,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因缘生法。缘生就是互相滋长,彼此依存,一个事物之中包括一切事物,一个人包括一切人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这是有密切关系的,不能分开,这是从整体来看问题,能够达到这一点,就可以由大我到无我。达到无我境界,一是要有智慧,二是要有大悲心,以大智慧,运用大悲心,悲智兼运,就可广行方便,度脱众生。

我们今天做人,就应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。作为一个人,光阴是有限的,百岁光阴一刹那,我们必须用很短的生命,去创造无穷尽的价值。实现这个价值就必须要运用佛陀的大智慧、大悲心,把自我和宇宙融为一体,那么,人与人之间,人与生物之间,平等相待,慈悲宽厚,就可以熄灭争乱,熄灭战争,这个意义也正是政府今天提倡的“和谐”,要达到这种“和谐”境界,人类文化就可以进一步向前发展,否则就是倒退的。

关于“如何做人,应做一个什么样的人”的问题,我就简单提出这个内容,希望能给大家有所帮助和启迪。

记者:您的人生经历是非常丰富的,在您的经历中,遇到很多常人难以遇到的的坎坷,我们很想知道,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如何面对?

惟贤长老:谈到我的人生经历,是一言难尽的,我到现在85岁了啊,这一生经历,坎坷、挫折很多,如何正视、如何面对呢?这一点,与我受儒教文化、道教文化、佛教文化的影响有关系。

我从六岁开始读书,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,一直到12岁出家,出家以后,继续在王恩洋先生办的龟山书院读书,龟山书院里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非常广博,结合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,结合历史,结合佛学,有好几方面知识的结合。我的思想系统可以说在那时就打下了基础。

学儒学,就要学《礼经》,以礼对人,孔子说的“克己复礼”,中心就是仁爱。我在龟山读书的时候,关于“爱”的教育的书很多,这个爱不仅仅是爱人,还要能够爱生物,再结合读佛书,这个爱就发展成为悲心。能够爱一切生物,乃至不损坏一切植物,这就是源于佛陀的大悲心,佛教的比丘戒、菩萨戒都制定了这一条。在那时,我就养成走路时连蚂蚁也不踩,不伤害虫,不伤害一切雀鸟。

1936年,当时我16岁,考入太虚法师创办的汉藏教理学院,在汉藏教理学院的学习就更加广博,佛教大乘宗派的内容基本都具备。所开的佛学课程中,如三论宗、唯识法相宗、天台宗、密宗、俱舍宗的内容,都有老师专门讲,还有关于历史、关于戒律方面的课程,也都有专人讲。除此以外,当时的缙云山——太虚法师住的地方,成为佛教文化的中心,来访问的各界人士很多,包括文学界、政治界、经济界,太虚法师也请他们上讲台,给我们作报告、讲课,像马寅初、巴金、老舍、郭沫若、林语堂,等很多知名人士,都来给我们讲课,这样一来,我们的知识面就扩大得多,见闻就更加广博。

当时的情况正好是抗战期间,许多人从上海避难到内地重庆,在大轰炸之下生存,有很多伤亡和牺牲,这就又激发了我的悲心,当然这是一种爱国的悲心,爱众生的悲心。当时,我们受了防护训练、救护训练,参加了救护团,从这些事情中就有体验,那就是忘我、无我的精神,这是在实际历练中得到的感受。我们僧侣救护团中还有一个牺牲的出家人,由于天热,引起休克,死掉了。当时,全国人民,包括僧众,都一心爱国,一心抗战。太虚法师提倡抗战,拥护抗战,在他的领导下,组织了防护团、救护队,他自己还亲自跑到东南亚国家宣传抗战,这些行动使大家很感动,对于我们来说是个爱国教育,也是大乘菩萨教育。我一生的行动就是以这些经历作为指导思想。

1941年,我于汉藏教理学院毕业,到开县教书。白天要教书,接待各种宾客,早晚要行持,结合拜佛、礼佛,晚上读经到深夜,很多大部头的经我就是在这时读完的。有了这个实际经历就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仰,认为这条道路是正确的、光明的,要坚持走下去!

1954年,我蒙冤受屈,遭受了挫折,在监狱里26年多。尽管在困难之中,我的内心是静的,思想是达观的,佛法讲随缘过生活嘛!随缘过生活,随缘消旧业,不怨天,不尤人,能够存在一天,就保持一天的正念,念佛法,念众生,就把一切困难克服了,精神达观了!以精神来战胜一切,很安定!

从监狱里出来以后,又是二十多年,为了弘法利生的事情,在重庆可以说从未停止过。尽管宗教政策落实,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,左倾思想还很严重,文化革命的思想有些残留,在这个重重阻力之下,我们与教界四众弟子团结起来,根据宗教政策,尽量去争取,向政府提出要求,重庆才能有今天的现状,开放了130多个寺庙,建立了佛学院,成立了佛学社、居士林,可以讲学,有佛法可闻,有佛法思想传播,还搞了一些第三产业自给自养。

总的来讲,我的这一生经历,坎坷、挫折很多,表面上看起来是苦难的、忙碌的,但就我内心深处来说,自得其乐,是不以为苦的,我的生活各方面是很淡泊的、不讲究的。